发布日期：2025-08-07 23:11 点击次数：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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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27日，少林寺管理处的一则通报引爆全网：“少林寺住持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寺院资产，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
公告全文不足百字，却在互联网掀起巨浪，将这座千年古刹卷入当代漩涡。而这场震荡，恰似嵩山幽谷传来的历史回响——自魏晋佛道初争起，这里便已是三教相争、相融的永恒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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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嵩山少室山诸峰。 摄影/文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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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入庙堂
山大而高曰嵩，所以嵩山，就是古人眼里高大的山。嵩山由太室山和少室山组成，它北邻黄河，南依颍水，身属伏牛山系，东开华北平原。它占据了一个极好的位置：黄河流域中游，这里土地肥沃，河水温顺，所以成为中华早期文明的摇篮之一：在嵩山周围，仰韶文化、二里头文化、庙底沟文化等新石器文化遗址，多如繁星。图片
▲ 嵩山由太室山和少室山组成。少林寺在少室山北麓的峡谷中，嵩山书院和中岳庙在太室山。
与这么多的人类文明相伴，嵩山自然也不会平凡。在把山水作为神来崇拜的年代，俯瞰平原的嵩山显得高大神圣，自然也就成了帝王与百姓膜拜的对象，《山海经·中山经》说：“少室、太室皆冢也。其祠之，太牢之具，婴以吉玉。”嵩山的少室和太室是万山之祖，祭祀嵩山，必须用等级最高的太牢之礼。到了秦汉时期，嵩山的地位继续提升，《史记·封禅书》说：“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山为中岳。”崇尚“中”的华夏族人，将“中岳”的地位赠给了嵩山。至此，嵩山具有了作为华夏政治与文明中心的圣山的称号。
嵩山也吸引了先贤们的注意，他们陆续来这里朝圣、修行。据说最早来到嵩山的是思想家老子。东晋《拾遗记》说，老子在洛阳做“周守藏室之史”，曾在中岳嵩山修道，甚至洋洋洒洒五千言的《道德经》也是在嵩山写就。
不过，老子完成《道德经》后便西出函谷关而去。道教真正成为一个宗教流派，还需等待五百多年。东汉中晚期，一个叫张道陵的人入嵩山悟道，得了仙人传授后，南下蜀中鹤鸣山，创立五斗米道——黄老之术从此真正成为了一种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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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张道陵创教以来，道教在百姓中快速传播，但始终未被上层社会所认可。时间到了北魏初期，佛教早已是帝王将相的座上之宾，而道教却仍然不能登大雅之堂，面对这种情况，道教青年弟子寇谦之十分着急。
寇谦之，是平谷昌平（今北京地区）人，虽说出身官宦世家，但他无心做官，反倒是倾心道教，曾入嵩山三十余年。嵩山有什么吸引力，让寇谦之做出这个选择？
史书上没有记载，但在神瑞二年（415年），寇谦之的嵩山修行取得了重大突破：他在嵩山遇到了太上老君，太上老君认为他精诚可贵，授予他天师之位，执掌人间道教。此后寇谦之取得了道教领袖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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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嵩山中岳庙航拍图。摄影／李文博
《魏书》记载，泰常八年（423年）十月，太上老君的玄孙李谱文降临嵩山，颁给寇谦之《箓图真经》，这部经的核心就一个，那就是作为道教中人，一定要“辅佐北方太平真君”，谁是“北方太平真君”？
424年，寇谦之怀抱《箓图真经》求见了“北方太平真君”，这位真君不是别人，正是刚在山西大同继位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寇谦之的到来，不仅代表着地方大族的支持，还意味着民间力量和宗教舆论的支持，大喜之下拓跋焘立即拜寇谦之为国师。公元424年，这是道教发源以来最重要的一年，寇谦之将道教改造成了国教，伴随着寇谦之成为国师，道教走向了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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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是中岳庙天仙殿的水仙圣母，道教本有天地水三官，还有碧霞圣母。在这里圣母遇到了三官，变成了天地水三仙圣母。而且在她背后不但有道教诸神，还有漫天神佛，各种信仰和谐共处于这道教的殿堂。
不久后，拓跋焘遣使前往嵩山举行祭岳大典，整修嵩山道教圣地中岳庙，同时迎接寇谦之40余名嵩山弟子前往京城（大同），建立道场，向全国传播道教。
公元440年，皈依道教的拓跋焘将年号改为“太平真君”。从老子到张道陵，再到寇谦之，源于嵩山的道教，终于在太室山上登上了第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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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破困局寇谦之在嵩山传道初期，结识了当时清河崔氏的代表人物——北魏司徒崔浩，两位世家大族领袖一见如故，崔浩当即皈依了道教。寇谦之借崔浩之力靠近了皇权中心，扩张道教的影响力，而崔浩则借寇谦之之名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
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在寇谦之的支持下，司徒崔浩劝说拓跋焘打压佛教，佛教活动开始受到限制。两年后，拓跋焘下令诛杀天下沙门，这就是“三武灭佛”的第一次佛难。此后，道教如日中天，直到雅好佛教的魏孝文帝拓跋宏继位，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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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开凿于北魏晚期。位居正壁中心处的释迦牟尼佛，面部长圆而清秀，身穿褒衣博带式大衣，这种佛装源于在汉魏两晋南朝上层人物中流行的宽袍大袖。摄影／贺志军
拓跋宏是个锐意图强的皇帝，北方大族的势力无时不让他感到掣肘，而从一开始即与大族联合的道教势力亦让他感到不快。
太和十五年（491年），拓跋宏颁布了优待佛教的政策，同时减少对道教的供养。后来，他又力排众议迁都洛阳，同时，他将当年道教在平城的道场迁到洛阳，不过规模却小多了，与此相对的是，拓跋宏命令在洛阳城开凿佛教石窟——龙门石窟。
京城已经不是道教独大了，但国家的靠山与圣山——嵩山，仍是道教的天下。对此，在太和二十年（496年）时，拓跋宏又下诏书：“诏跋陀于少室山阴，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给衣供”，这就是开篇传说中少林寺建寺的一幕。就这样，少林寺以皇家寺院的身份，在嵩山占了一个角落。
跋陀主持下的少林寺推行小乘佛法，要求修行者吃斋念佛不说，还得大量背诵各种经文，这种修行方式普通大众难以接受，故佛教在民间发展速度并不快，直到另一位天竺僧人达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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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林武术肇始者正是图上的僧人达摩，他在为少林带来大乘佛法的同时，也带来了闻名天下的“功夫”。
达摩是印度禅宗第二十七代祖师般若多尊者的大弟子，他从越南入中国传播大乘佛法。初到中国的达摩，先在南京觐见了喜好佛法的梁武帝，然而梁武帝对达摩的“大乘心法”并不感冒，在南方中国难以施展的达摩就此北上，走向了嵩山。
此时的少林寺，处于开拓期，虽贵为皇家寺院，但还无力与更有根基的嵩山道教抗礼，达摩的到来，为少林寺注入新鲜的血液，使之可与嵩山道教竞争。
宋代《景德传灯录》记载了达摩在少林的生活：面壁九年，终日默然，人称“壁观婆罗门”。这种修行法门与当时中国流行的小乘佛法大不相同，实际上“壁观”修行摒弃了小乘佛教的繁琐仪式，而达摩仅以四卷《楞伽经》为传法经典，又简化了佛教经典的学习。这样的佛法更易被忙碌士人所接受。就这样，作为大乘佛教的少林寺，在嵩山地区影响力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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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少林寺白衣殿壁画，描绘了清代少林武僧演武之境。
传说中，达摩除了给少林寺带来了大乘佛法，还带来了少林武术，培养出了一批武僧。事实上，作为皇家寺院，为了保护寺产，乱世中的少林寺正是在这个时期建立了自己的僧兵队伍——武僧，而少林寺在嵩山地位的真正确立，靠的正是这支队伍。
公元621年初，秦王李世民开始了对洛阳王世充的讨伐战，战事本对李世民有利，然而在二月份时窦建德加入了王世充阵营，战局就变得胶着起来。
此时，在洛阳以西、嵩山以东的地方，有一个重要堡垒——轘(huàn)州，轘州与洛阳可以互相支援，由王世充侄子王仁则把守。拥有僧兵的少林寺没有选择旁观，四月二十七日，少林寺联合轘州司马赵孝宰活捉了王仁则，并将之送给了唐军——这也就是十三棍僧救唐王的原型。
此事有力的帮助了李世民，事后，李世民给少林寺写了封信：《告柏谷坞少林寺上座书》。李世民夸奖少林寺众僧“深悟机变，早识妙因”，并给少林寺以田产和水碾的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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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电影《少林寺》，在中国内陆以1毛钱票价创下1.6亿元票房纪录，成为华语影史经典。
少林寺确实站对了队。从初唐时期起，少林寺就不断受到唐王朝的赏赐。到武则天时，少林寺已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武则天奉少林寺住持神秀为国师，武则天的两个儿子中宗和睿宗也都以神秀为国师，神秀弟子普寂则是赫赫有名的“两京法王，三帝门师”。
少林寺此时发展到一个顶峰，但繁荣背后也隐藏着危机：与神秀同时的慧能法师，在南方创立了南派禅宗，南派禅宗主张“见性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等修行法门较少林寺所传的“壁观”心法又简单了许多：连经都不用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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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嵩山瀑布中少林僧人正练武修行，一招罗汉听经充满禅意。
于是南派禅宗在中国快速传播，南北两派争执不断。唐玄宗时，禅宗南北两派在滑台（今河南滑县）展开大论战，南宗击败北宗，名噪天下；唐德宗时，因南宗助唐平“安史之乱”有功，朝廷定南宗为达摩正传。
此后，流传天下的南宗为自承禅宗正统，纷纷溯源少林，故少林寺也被尊为禅宗祖庭。在禅宗独盛的中国，嵩山少林寺无疑取得了中国佛教圣地的地位，至此，少林寺终于在嵩山道教的包围中取得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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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兴虽晚相较于佛道两家依靠政权一步步占领嵩山，与王朝政治天然结合的儒家，却对这座文化圣山并不十分在意，虽有圣贤遗迹，有名儒影踪，有帝王来朝，儒家却在很长时间里，未在嵩山立下根据地。
儒家是谋求入世的，不必远离城市。这种情况，在五代时期发生了重大改变。
唐末五代，中国大地上战火纷飞，处于城市中的官办儒学无法正常教学，甚至性命难保，一些大儒纷纷逃到名川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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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嵩阳书院。
后唐清泰年间时，进士庞式和南唐学者舒元、道士杨纳等人因避战火，来到嵩山，率先在嵩阳聚众讲学，首开嵩山儒学教育。后周显德年间，周世宗柴荣将位于嵩山太室山南麓的嵩阳观改为太乙书院，作为讲学之地，这是嵩山第一个儒学根据地，此时它还有着道教宫观的痕迹。赵宋立国，重视文教，太乙书院在宋廷的支持下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景祐年间，宋仁宗将太乙书院改称嵩阳书院，并设院长主持院务，又赐嵩阳书院学田十顷，嵩阳书院成了宋王朝的直属官学。
皇家寺庙少林寺，皇家道观中岳庙，皇家书院嵩阳书院，就这样三足鼎立出现了。但就影响力而言，嵩阳书院只是一处重要的儒学教育场所，尚不具有全国核心的地位，而使嵩阳书院闻名天下、成为儒学圣地的却是一个从未到过嵩阳书院的人——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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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通唐代石碑，立于嵩阳书院之中。石碑碑制宏大，重达80多吨，正是雍容大唐之风的体现。立碑之时的嵩阳书院还只是一所道观，碑文上记载着道士们炼丹的功德。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开始主持变法，朝中大儒出于不同的政治理念，纷纷上书反对王安石。赵宋宽待士大夫，宋神宗对于反对变法的大臣，仅仅做了调离中央的处理，这些被调离的官员往往会被派往嵩山崇福宫做提举——一个无权但享福的闲差，司马光、程颢、程颐、范纯仁等反对变法的官员，就都遭到了这样的处置。而崇福宫就在嵩阳书院东邻。
崇福宫是皇家的道观，这些被贬去的儒者却不可能做道士，随着被贬崇福宫的人越来越多，这些大儒在嵩山形成了自己的圈子，他们很快就将目光投向了隔壁的嵩阳书院。
事实上处于北宋两京（洛阳、开封）间的嵩山，既可较早的获得国家大事的消息，又能远离朝政纷扰，所以嵩阳书院借此成为了北宋舆论与学术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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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嵩阳书院的二将军柏。据林业专家测算，它已经经历了四千五百年的风雨。
嵩阳书院虽然拿着国家的供养，但身在山野，可以不受官学的束缚，因反对王安石而聚集于此的儒者在此畅所欲言，发表着不同于官方的学术、政治见解。这样一个名流形成的学术圈子，很快吸引了全国的学子和儒者，一时间，人们竟以能贬去西京为荣。
聚集在嵩阳书院的学者也拿出了自己的成果：二程理学在这里发源，邵雍的易学影响千年，司马光的朔学可能影响较小，但他在嵩阳书院编就的《资治通鉴》则无疑给这里添上了最光彩的一笔。
变法的反复使政治得失都化为泡影，但大儒们的思想必然流芳百世，嵩阳书院，就此成为了儒学圣地。嵩山“释在西，道在东，儒在中”的格局至此才算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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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归同源图片
▲《老子化胡经》卷一。
自魏晋开始，佛道二教即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大论战。论战中，道教自称东土正统，并编排出一部《老子化胡经》，意为释迦摩尼实为老子出函谷关后所收的弟子。千百年来，佛道两家为《化胡经》进行了无数辩论，而这场辩论最终在元代的嵩山迎来了终结。
元初，成吉思汗制订了残酷的“屠城”政策，即蒙军围攻一个城市，若降，全城居民可免死；若被攻破，则要屠城。元初宰相耶律楚材（佛教居士）与其师兄少林方丈雪庭福裕谏止元太宗屠城政策，保全开封百姓，史称“雪庭裕公救天下”。
1258年，忽必烈主持大规模的佛道论战，焦点直指《老子化胡经》。福裕以“化胡经贬佛教为夷狄之教，暗讽蒙古”为由，触动忽必烈，最终佛教胜出。
朝廷销毁《化胡经》，并令道教归还侵占佛寺237所。1260年，忽必烈赐福裕“光宗正法”大禅师号，由此，嵩山少林寺达到鼎盛，成为嵩山乃至整个中原的宗主。此时少林寺在内蒙和林、河北燕蓟、陕西长安、河南洛阳分建有五座分院，而全国各地的少林寺下院更是不可胜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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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赵孟頫《达摩像》。 供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次论战之后，道教在全国各地都遭到重创，但嵩山仍维持宋代“佛西、儒中、道东”格局。佛教为何不借此时机一统嵩山？答案很简单，皇帝不允许。元朝为平衡三教，禁止一家独大。
如今，在嵩山中岳庙和少林寺各存有一通元朝的《圣旨》碑，这是元朝从成吉思汗起多位皇帝下给中岳庙和少林寺的圣旨集合。二碑的内容也大体相同，都是严禁所有人破坏和侵占道教圣地中岳庙和佛教圣地少林寺的一草一木。这两通《圣旨》碑可以说是嵩山佛道二教千年争斗平衡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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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元三教九流图碑拓印版。
在嵩山少林寺钟楼前有一通非常知名的碑刻，叫《混元三教九流图》碑。碑上有一画像，将释迦牟尼、老子和孔子绘于一体。而三教始祖手中持九流图，代表春秋战国形成的九个学术流派。
这幅《混元三教九流图》是明代宗室成员、音乐家、数学家朱载堉所绘，表达了三教一体、三教合一的思想。碑刻赞语中，“三教一体，九流一源”成为嵩山三教关系的终极注脚。今嵩山寺庙多共奉三圣，如莲花寺门联“教有儒释道终归同途”，昭示千年之争落幕。
如今的嵩山上，许多宫观寺庙已完全融合了三教的思想，甚至有时难以辨别一些寺庙的初始信仰，如莲花寺和安阳宫的大殿上都同时供奉了释迦牟尼、老子和孔子，而两座寺庙大门分别写着：“才分天地人总属壹理；教有儒释道终归同途。”
千年嵩山静默如初。当圣旨碑在风雨中斑驳，当《混元图》在玻璃柜中映出来往身影，那些佛道相争的烟尘、三教合流的智慧，早已凝成嵩山最深的年轮。释永信的功过终将交付法律裁断，而嵩山始终在见证一个更本质的命题：宗教圣地的神圣性，不在金身塑像的庄严，而在修行者能否让戒律穿透欲望的迷雾。此刻山门夕阳斜照，莲花寺楹联"终归同途"的墨迹如新——信仰的归途，永远始于对初心的持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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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遗产2014年12期撰文：吕红军、白人言 摄影：和来贵等 编辑：方丽娟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
